今天是我三十年前参加的高考日—生逢1977
生逢1977
1977年是对那个年代年轻人刻骨铭心的年份，说它是影响到今天的财富分配和一切的人生一点不谓过。
1975年4月，17岁的我在高中（当时高中是四年，后称戴帽子高中，学历不承认）毕业后，主动报名插队落户，来到离家7-8里外的浦东XX公社XX大队第五生产小队，当时身高158公分，体重90斤；做插队知青图的就是表现好，争取机会上调，或者利用插队知青的特殊身份往上弄个干部。这样死心塌地的卖力干活，平时赶早给社员们升旗唱《东方红》，读读报，一年后当了小队指导员，大队的政宣组副组长，大队民兵连副指导员；农闲时把两米高大的“战天斗地”“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刷得满宅村都是，农忙时两个人化一天的工时将一份图文并茂的《战报》用钢板铁笔刻写油印出来，这是锻炼人的活，八篇文章必须有诗歌、散文和人物事迹报道，练就了不起草稿直接刻的本领。不经意间为高考作文积累了素材和速度。
77年的8-9月份，突然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考试时间在12月。知青们都慌了神，有点基础的，家长是知识分子的都开始回家复习，可我是主动下乡的，抹不开“一颗红心扎根农村”的誓言。其时，中学同学纷纷找我“研究时局”，因为在中学里我曾经是红卫兵的头，他们要我回校组织复习班，于是我出头到母校XX中学游说了一遍，得到老师的大力支持，在当时浦东地区第一个高复班成立了，利用一个月时间，每门课上8次，记得每门课交二元，结束后给老师买了36元的相册作学费。复习资料由老师自己刻，以文革前的教课书为基础。一时热闹非凡，人满为患，竟也找我走后门！
可我就没有这么空，毕竟生产队里需要带头干活，又是三秋季节抢收水稻抢种小麦，不好意思开溜。于是大部分的课没上到。临近考试，公社又组织了初考，也勉强过关。想来想去，理科是不可能有时间复习了，就考文科。自感历史地理基础较好，可以自己偷偷地找书本背。好在当时有《第三帝国兴衰》讲的是二战，曾经借来看过3-4遍，对近代世界史有把握。中国历史就背年表。接着提前歇了三天参加了1977年12月11日-12日的上海市高考。
当时号称十年精英聚一堂，十七万鲤鱼欲跳龙门。那一年初冬天气格外冷；进考场心很虚，但睨视一下，感觉我应该是在人群中10%的“优秀”之列，也就豪情万丈地坐下了。
第一门数学感觉特别差，慌了神，最简单的六角螺帽的体积都忘了方法；历史地理感觉不错，特别有趣的是坐我后面的同村人，要我把历史卷子竖起来让他看，结果把“慕尼黑事件”的“黑”字，写成了“里”字，可见当时人们历史知识的贫乏。记得语文卷是20分的修改病句和成语检错字，80分的作文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我一气呵成，写了3千字，洋洋洒洒的报告文学气势。后来知道4门课总分269分，其中语文得了89分，奠定了进文科的基础。
考试结束，地球照转，都卑歉地说碰碰运气，乖乖的回到开河工地—-浦东运河工地—龚路段开河。可能等了一个月，突然有人找我说上分数了要体检；简直是天上最好的声音，马上扔掉旧雨靴和锹，回家休息一周，因为当时劳动强度大，营养严重缺乏，做农民的普遍的肝部肿大；还好一卡车人中我算顺利通过体检，有的心脏问题大，医生耐心帮助做了半天完成一张合格的心电图。大家都猩猩惜惜的等。当时的气氛和幸福感是难以形容！
78年2月，高考陆续发榜了。中专的都录取上学了，我还是无消息，只能苦笑接受冷言冷语。直到4月初的一天，上海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来了，原来当年文科只有两个学校，一个是复旦，一个是上海师范大学，我第一志愿是复旦历史系，没中，就结束了；此时高招办接到国家通知，扩大招生，尽可能将一批高分的老三届学生以及小龄学生而第一志愿未取的挖掘出来，这样我就入取了上海师范大学分部（半年后恢复上海师范学院称呼）中文系专科生；4月15日我兴高采烈地去桂林路10号报到。成了当年十七万鲤鱼里9千名跳上龙们的幸运儿。一个班级36名同学，平均27.5岁，已婚的过半,拥有17个孩子;我才20岁，是年级内200多名同学中最小的两位之一，到处被叫作“小鬼头”！
77届那时真叫读书，老师恨不得把心都教给大家，阶梯教室彻夜通明。社团蓬勃，讲座满堂；我们几个小龄学生简直赶都无法比上老三届学生扎实的基础，拼命的读书，泡在图书馆永远是最后几个出门。恶补书慌，囫囵吞枣的看了中外名著，特别发现了世界上还有“泰戈尔”“普希金”“徐志摩”这样的优美诗篇！学着也写了不下300首诗，少有发表也欣喜若狂。读书的感觉实在比种田好呵！
生逢1977，改变了我的人生，劳动人民的本色在，但身价当然不一样了，88年从教育系统跳到金融系统，94年到了浦发，倍感幸福。幸运的扣开了30年前的正确的那扇门，伴随着中国改革开发的脚步，奉献才华、分享成果。
如梦如幻的1977，如果不是邓小平的果断决策，如果机遇没有亲吻你，如果你没有准备好，那么——-，我决不允许！
感谢1977，感谢邓小平。
